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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孟鄒:行走於文化風雲人物之間

時間:2017-10-12 11:32:38

  從出版史來看,陳獨秀、胡適兩大新文化運動巨頭同時傾心於亞東圖書館這樣一家中小書局,也許只是歷史上的偶然,帶有某種特殊性的個案,但在這樣一個偶然和個案中,我們同時也應看到某種必然和普遍的因素,默默地在其中發生著推動作用;文化人的理想投射和出版者的出版努力,彼此間形成的文化呼應和良性循環,進而產生的巨大文化影響力,尤值得我們今天的出版人認真思索。從這個意義上說,亞東圖書館主人汪孟鄒,依然是一個不會過時,值得後人反復言說的出版人物。

  汪孟鄒(1878-1953),安徽績溪人。舊出版業中,倚重名人取得成功而最受同行稱羡的,就是汪孟鄒創辦的亞東圖書館了。人們每當談起這樣一個在新文化運動中貢獻良多的中小出版機構時,總會不約而同地提到胡適,提到陳獨秀,提到章士釗。汪孟鄒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書業人生,就是在這樣一些文化風雲人物之間,且行且走,特別是陳獨秀、胡適,給予他至深至廣的影響。

  在清末科舉制度未正式廢除之前,汪孟鄒受維新思想影響而對新書業發生興趣,當初為了賣新書,他趕過安慶的院試,又趕過南京的鄉試。光緒二十九年(1903),汪孟鄒在安徽蕪湖開辦了一家名為『蕪湖科學圖書社』的新式書店。就在這個被當地人稱為『洋書店』的二層小樓裡,汪孟鄒和陳獨秀、章士釗之間有了第一次出版合作。1904年,蕪湖科學圖書社出版發行了近代文化史上著名的俗話報刊———《安徽俗話報》;而主編這份刊物的正是陳獨秀(仲甫),承印這份刊物的,則是章士釗(行嚴)開辦的上海大陸印刷局。

  1913年,汪孟鄒從地處內陸的蕪湖來到文化發達的上海,創辦了亞東圖書館,開始了他正式的出版生涯。以前的蕪湖科學圖書社雖然發行過23期的《安徽俗話報》,但主要的業務還是代售從上海販運來的新式書刊文具。汪孟鄒完成從販賣到出版的書業人生跨越,很大程度上則得益於老友陳獨秀的極力鼓動,和特意找人具體地相幫。這在汪原放寫的《回憶亞東圖書館》一書中有詳細的敘述。

  亞東圖書館草創初期,經營並不順手,汪孟鄒甚至一度做過雜糧的生意,以彌補出版上的虧空,其艱難可知。1915年,章士釗主編的《甲寅》雜志改歸亞東圖書館發行。由於《甲寅》敢於抨擊時政,『一面為社會寫實,一面為社會陳情』,出版後的一紙風行,使得代為發行的亞東圖書館,多少在名氣上附上了驥尾。1917年,陳獨秀北上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得益於他的大力推薦,亞東獲得了北京大學出版部書籍在上海及南方地區的經理權。由此開始,亞東的經營出現了轉機,用汪孟鄒自己的話說,『出版纔上了路』。1919年,亞東把店堂從原來逼仄的弄堂,搬到了棋盤街西首的大馬路上。就在這裝飾一新的店堂裡,亞東迎來了它書業經營的黃金時代,真正應驗了陳獨秀常常規勸汪孟鄒的一句話:『你要死,只管還縮在弄堂裡;你要活,一定要上馬路!』

  從1919年到1922年,亞東年出書的數量逐漸多了起來。這四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歌猛進的四年,也是亞東圖書館史上經營蓬勃興旺、對中國現代文化建設貢獻最大的四年。亞東率先出版的新詩集、白話文存以及標點舊小說等,可視為新文化運動成果的直接反映,也是一個出版者對時代潮流積極響應和出版支持的表現。在亞東這四年的作者隊伍中,我們同時看到了陳獨秀、胡適這兩大新文化運動旗手的大名。尤其是胡適,四年之中有四部作品在亞東出版,幾乎佔了亞東這幾年全部出版物數量的四分之一,反映出他與亞東不同尋常的關系。

  說起來,汪孟鄒與章士釗、陳獨秀、胡適等人的交往,各有其最初的淵源。他與章士釗的結識,是因為他倆一度為江南陸師學堂的同學;與陳獨秀的相知,是因為陳早年與他的長兄汪希顏是極為投契的朋友,汪希顏英年早逝後,陳獨秀將這種友情延續到他這個弟弟身上;而與胡適的交往,則更多的發之於同鄉間的情誼。了解胡適的人都知道,胡適是一個在友情和鄉情上從不含糊的人,近代人們流行說『我的朋友胡適之』,語意上雖不無調侃,但在事實上卻很能反映出胡適個人性格中重情感的一面。

  就一般的常情推論,胡適完全可以憑借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顯赫聲名,以及他與商務印書館領導層不同一般的私人關系,將自己的書稿交給出版實力和發行力量都要雄厚得多的商務印書館去出版,然而,他最終還是選擇了亞東圖書館這個既無名氣又無實力的同鄉人小書店,而且,他對亞東的支持力度,還不僅僅局限於書稿的提供,同時包括選題的擘畫、稿源的組織、書店的發展,甚至亞東出版過程中版本的選擇、版式的安排、編排的次序,他都予以過問和指導。根據汪孟鄒回憶,胡適介紹到亞東來的作家和學者有:陸志韋、朱自清、陶孟和、孟壽椿、劉半農、錢玄同、趙誠之、張慰慈、劉文典、李秉之、吳虞、陸侃如、俞平伯、康白情、徐志摩、孫楷第、顧頡剛等。有了這樣一批高水平的作者隊伍作後盾,亞東出版物的高質量就有了堅實保證。

  對於胡適對亞東的貢獻,汪孟鄒也是投之以桃,報之以李。他在1923年4月28日的日記中說:『下午到館,晚請適之於都益處,旋同至館中談商一切,告以每月送他一百元:一是報他以往助我們的勞績;一是托他以後介紹並審查各稿雲雲。』亞東除月送胡適百元作酬謝外,在其作品的版稅上也格外優待。亞東的版稅一般為10%或15%,而對胡適,則按他自己的規定,初版為15%,再版為20%。據陸費逵說,胡適版稅收入,有的年份達二三千元之數目。無疑,亞東要支付其中的大部分。胡適社交頻繁,又筆耕不輟,深感時間短缺,許多書稿都是請亞東同人代為整理的。胡適熱心於家鄉地方志的收集,有一部難得的《績溪縣志》,是讓店中朋友照原書的格式代抄一份給他的。有些絕版的圖書,胡適委托汪孟鄒找同行設法購置。如此種種,反映了亞東圖書館與胡適之間的關系,已遠遠超出尋常的編著者之間的范圍,而上昇為一種珍貴的友誼。胡適到上海來,總要到亞東圖書館看望這一幫出版界的同鄉朋友。1925年11月,胡適專程到上海醫治痔瘡。汪孟鄒特意為他准備了一層樓房,並精心作了布置,以便他學習和接待來訪客人,照顧可謂殷勤備至。亞東如此禮遇,重感情的胡適不可能不心知,將稿件交給亞東出版便是他表達友誼的最好方式。可以這麼說,在出版者汪孟鄒與作者胡適之間發展起來的這樣一種良好合作關系,當初可能是源之於鄉情,而最終則止之於友誼,既顧及雙方經濟上的『利』,同時又提昇為彼此情誼上的『義』,是『利』與『義』的有機統一。

  就亞東的發展大局而言,對汪孟鄒有決定性影響的人物還不是胡適,而是陳獨秀。胡的年齡比汪小十多歲,算得上是汪的晚輩;而汪、陳之間則年齡相仿,彼此間感情十分交好:一方面,在汪氏艱難的創業中兩人一起共過事,可謂患難之交;另一方面,汪孟鄒的政治觀點也與陳獨秀趨向一致。汪孟鄒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對陳獨秀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持同情態度。從亞東出版總體的政治傾向看,亞東是追隨陳獨秀的,是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再到托洛茨基主義,這樣一條主線發展下來的。可以這麼說,陳獨秀確定了亞東發展的大時空背景,奠定了亞東興盛衰亡的歷史基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顯示了陳獨秀對亞東的決定性作用。當初若不是陳獨秀竭力相勸,汪孟鄒也許不會到上海經營出版業,後來的亞東圖書館也就無從談起;若沒有陳獨秀北大任職,領導新文化運動,亞東圖書館也許不會迅速從經營文具、出版銷路不好的地圖,轉向出版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圖書期刊;若不因為陳獨秀的關系,亞東也不會出版托派書籍而導致它最終的關閉。具體到細小方面,陳獨秀從提供書稿、聯系作者、幫助作序、策劃選題乃至籌措資金、人事安排等方面,皆對亞東出力襄助,竭盡其能;而汪氏叔侄更視陳獨秀為家人,為良師,為益友。陳獨秀一生奔波於政治,無暇照顧家人和孩子,汪孟鄒替他承擔了這個義務,除接濟他們生活費用和讀書費用外,還不時資助潦倒中的陳獨秀本人。汪孟鄒給店中同事的印象是固執、自以為是,但他對陳獨秀卻是例外。他深深折服於陳獨秀的卓越見識和人格魅力,對陳獨秀的話可謂言聽計從,凡陳獨秀介紹來的稿子,他總是收、買。如果說,胡適是亞東圖書館得力的出版顧問,陳獨秀則可看成是亞東圖書館真正的出版靈魂,把握著亞東在書海航行中前進的方向。

  從出版史來看,兩大新文化運動巨頭同時傾心於一家中小書局,也許只是歷史上的偶然,帶有某種特殊性的個案,但在這樣一個偶然和個案中,我們同時也應看到某種必然和普遍的因素,默默地在其中發生著推動作用,文化人的理想投射和出版者的出版努力,彼此間形成的文化呼應和良性循環,進而產生的巨大文化影響力,尤值得我們今天的出版人認真思索。從這個意義上說,亞東圖書館主人汪孟鄒,依然是一個不會過時,值得後人反復言說的出版人物。

來源:光明網  作者:吳永貴            編輯:錢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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