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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當時行知號知行一

時間:2017-09-13 09:56:00

  生平:(1891—1946)本名陶文濬,因欣賞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改名為知行。1934年,因認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為行知。陶為徽州歙縣人,幼時進入教會學校崇一學堂,師承傳教士唐進賢。後經唐介紹,入讀金陵大學。1917年,陶行知留美,先後就讀於伊利諾伊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歸國後,陶行知結合中國國情,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論。陶行知相信,教育改造是中國社會改造最為有效之道。1927年至1930年,陶行知在南京郊外的曉莊師范踐行這一理論,取得極大成功。

  師承:唐進賢(崇一學堂)、包文(金陵大學)、杜威和孟祿(哥倫比亞大學)。

  高徒:胡慕羅……

  核心理念: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

  教育實績:創辦曉莊師范、育纔學校等一系列實驗學校,被譽為『鄉村教育的聖人』。

  23歲的陶行知在畢業典禮上宣讀論文《共和精義》,黃炎培在臺下觀禮。32年之後陶行知去世,黃炎培題寫挽詩,依舊說的是當年的場景:『秀絕金陵第一聲,當時行知號知行。』

  『人民貧,非教育莫與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與智之;黨見,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1914年,23歲的陶行知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金陵大學,並在畢業典禮上宣讀論文《共和精義》。

  雖以政治為題,但《共和精義》處處指向教育。時任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正於臺下觀禮,對陶的論文印象十分深刻,以至32年之後陶去世,他題寫挽詩,想起的仍是那次見面的場景,『秀絕金陵第一聲,當時行知號知行』。

  入讀金陵大學,是陶行知人生重要的轉折點。此前,他是徽州歙縣的一個窮小子,在舊式學堂接受啟蒙,在教會學校崇一學堂接受初等教育,人生軌跡近乎尋常。直到1909年進入匯文書院後(金陵大學前身)纔得以改變——在金陵大學的5年時間,陶行知『如魚得水,甚為歡洽』,嶄露頭角。金大也讓他身上的基督教氣息漸濃——金大為教會高校,陶行知浸染其中,逐漸被基督教精神影響。日後,司徒雷登說:『(陶行知)一生從事教育,堅信博愛,後主張小先生制,均為基督教精神之最大發揮』,蔣夢麟則稱他在推廣平民教育時『很有傳教的精神』。

  可以說,如果沒有金大就學的機會,陶行知對『知行合一』的思考不可能如此深入,對民主共和也難以有如此認識——陶行知日後思考教育與國民改造的關系,思想根源皆起於此。

  陶行知認為中國學術缺乏一種科學的方法,必須通過『實驗』纔能達到真正的『致知』。

  在赴美留學之前,對陶行知思想影響最大的人物無疑是王陽明。當時思想學術界極為推崇『王學』,以其『知行合一』的思想改造中國人,原名陶文濬的陶行知亦被這一浪潮影響,1911年,改名為『知行』,寄托自己積極入世、改造社會的想法。

  1914年9月,和汪純宜結婚不久的陶行知,即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留學。他一方面定向研習市政學,一方面也修習教育課程,包括『教育行政學』、『教育研究法』、『教育心理學討論』以及『中學課程』等。對於陶行知的課程選擇,華中師范大學教授餘子俠分析:『在夏季加習的幾門學位外的課程表明,他已決意轉攻教育學,爭取更高一級的學位。』

  過了不到一年時間,1915年9月,陶行知就轉赴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就讀。雖然伊利諾伊大學只是陶行知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的跳板,但這裡的學習給他奠定了『相當堅實的知識理論基礎』——他在伊利諾伊大學師從杜威學派人物羅托斯·迪爾塔·考夫曼教授,獲取了『教育哲學方面最基礎的知識』。

  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為全世界研究教育的最高學府。在這裡的兩年時間,陶行知師從孟祿、杜威等名教授,構建了自己的知識體系。從『美國公共教育管理』、『學校與社會』、『教育史』、『教育哲學』到『進步社會的教育』,陶行知一一研習,形成了他所謂的『以教育行政』為終身職業的基礎。

  這些觀念對陶行知影響極大,餘子俠教授說:『所謂「知行合一」的行,並不涉及對客觀世界的具體實踐,僅僅是內心修養功夫的一種行為意念或意志方向,絲毫無意助益社會環境的改造和客觀世界的變更。』而西方教育理論則表現為『一種外向擴展進取的意志的培養和鍛煉』,『有了這種理論武裝,陶行知早年積蓄的「內聖」功夫,開始轉化成真正實現「外王」之道的內在動力。這種「外王」之道之根本目的,即在於成為改進社會改造環境的真主宰。』

  從實踐的角度看,對陶行知影響更大的,無疑是杜威的『實驗主義』。他認為中國學術缺乏一種科學的方法,必須通過『實驗』纔能達到真正的『致知』。

  在美三年,陶行知對『知行合一』、『實驗主義』乃至自由主義都有了新的理解。在日後的實踐中,這些觀念被陶行知以本土化的方式一一展現出來。

  1917年,新文化運動在中國開展得轟轟烈烈,『新教育』也被提上日程。這一年,陶行知應郭秉文的邀請回國,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擔任教育學專任教員兼教務助理。那些在美國習得的知識開始有了用武之地。

  一開始,他在南京高師實行教育改革是技術層面上的。比如,把『教授制』改成『教學制』,因為他認為『人師之責,不在教學生,而在教學生學』;他又將原來的固定科目改為『選科制』,因為他覺得學生『不可偏於一面』。待到成為教務主任後,陶行知的動作更大了,他開始實行『男女同校』的策略——陶行知覺得這是實現『教育民主』的重要一步。陶行知的種種舉措,使得南京高師成為一時教育改革典范,和北京大學的改革遙相呼應。

  校園之外,陶行知把精力投入在『辦理教育之人』的培訓事業中。在他看來,中國實在缺乏教育方面的人纔,『中國不想推行義務教育則已,若想推行教育,必從培養改良地方辦學人員入手』。1920年暑假,他在南京高師首創暑假學校,錄用全國各地教育行政人員及中小學教師進行培訓。數期之後,學員數量已達800多,遍及18個省。在後人看來,陶行知所開創『暑期培訓』從形式上看,已有後來『平民教育運動』的色彩。

  其時,五四運動席卷中國,陶行知的行動和思想為其贏得了不小的聲名。1921年,蔣夢麟等人倡導的中華教育改進社成立,陶行知被聘為主任乾事——中華教育改進社為當時最負盛名的教育改革團體,黃炎培、蔡元培、張伯苓、胡適等人均和該團體有緊密聯系。陶行知到位後,大力推動科學教育普及、助力學制改革——這些他過去無法以個人之力完成的事情,現在改進社的幫助下都能從容踐行。

  也是從中華教育改進社開始,陶行知纔介入到『平民教育事業』中去。1922年,陶行知在上海見到前總理熊希齡的夫人朱其慧,因後者立志『普及教育』,便將晏陽初在長沙試驗平民教育的方法和成果一一告知,朱其慧極感興趣。1923年春末,晏陽初在嘉興進行試驗,陶、朱一行人便趕往參觀,當晚大風雨,不料晏陽初的子弟,包括『木匠、商店徒弟』一一前來,陶行知深受感動。他當即邀請晏陽初前往上海與胡適等人討論,成立全國性平民教育總機關。

  1923年8月,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成立,陶行知開始大力推廣——從他寫給妹妹陶文渼的信裡就可見一斑,『我過幾天還要到軍隊裡,工廠裡,清節堂裡,監獄裡,濟良所裡去推廣平民教育』。由於陶行知等人的工作,南京一地就出現了126所平民學校,學生近5000人。日後,陶行知還組織編寫《平民千字課》、編輯出版《平民叢書》、《平民周刊》等。此時的陶行知,通過平民教育運動,似乎已經看到當初『以教育促共和』的理想正慢慢實現。他說:『我要用四通八達的教育,來創造一個四通八達的社會……我深信平民教育一來,這個四通八達的社會就要來臨了。』

  為了更好地推進平民教育,陶行知決心從城市走向農村。

  他捨棄了所謂的『義務教育』和『普及教育』,直接喊出『大眾教育』的口號。

  費正清日後評價:『陶行知是杜威的學生,但他正視中國的問題,則超越了杜威。』

  陶行知看到的中國現實是:『中國以農立國,一百個人當中有八十五個住在鄉村裡。』這樣的狀況讓他下定決心『要籌募一百萬元基金,征集一百萬位同志,提倡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使個個鄉村都得著充分的新生命,合起來造成中華民國的偉大的新生命』。

  曉莊師范正是這場試驗的開始。

  1927年3月15日,曉莊師范正式開學,陶行知稱之為『生活教育從理論到實踐的第一天』。一開始,曉莊師范就和其他的學校不一樣。章開沅教授總結曉莊有四個『奇異』:校捨奇異,開辦之初沒有校捨,所有的宿捨、廚房、廁所,均由學生自己建設;教員奇異,曉莊沒有老師之稱,只有指導員之稱,陶行知稱,『農夫、村婦、樵夫都可做本校的指導員』;學生奇異,曉莊的學生數量不多,卻質量奇高;經費奇異,幾乎全由陶行知私人籌集。

  在教學理念上,曉莊也獨樹一幟——『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這些後人熟知的口號,陶行知在曉莊師范踐行最多,他的目標是讓學生擁有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和社會改造的精神。所以,學生在這裡擁有以往完全不一樣的生活:乾農活、看戲劇、學燒飯……

  學生成為農民,自然放下身段,和周邊的鄉村連成一體,下意識地參與鄉村建設。曉莊師范開辦後不久,就在周圍開辦了平民學校、鄉村醫院——『改造社會』的口號,此時已經完全落實到行動中來。

  1928年8月,曉莊師范改名為曉莊學校,此時的它已有8所中心小學、6所中心幼稚園、3所民眾學校、2所民間醫院、1所木匠店等。隨著曉莊氣象日新,周邊的鄉村都以它為榜樣,不斷有其他村子裡的人過來學習。1930年,江蘇省民政廳還將江寧縣北固鄉『完全劃作實驗區,歸該校指導進行』,以實現『民有、民治、民享之鄉村』。

  陶行知此時已經認定教育改造是鄉村改造的重要手段,他說:『我們要以鄉村學校做改造鄉村社會的中心,我們要與農人、小朋友做同志,要這樣纔可以發生很大很大的力量。』

  不過,這個被陶行知寄予極高希望的實驗,不到3年時間,就被政府查封,宣告終結。

  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杜贊齊曾說,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等人都有可能成為甘地式的人物,但他們最終都沒能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便是『政治和權力的產生使得他們必須首先獲得權力纔能實現理想』。

  陶行知是很典型的自由主義者,不傾向於任何黨派,勿論權力,這使得他的教育試驗屢屢遭遇挫折。

  費正清說:『陶行知與政治當局的關系是矛盾的,他的鄉村實驗終於不能獲得任何當權者的有效保護。陶行知和馮玉祥之間有一種隱秘的關系,這位「基督教將軍」是蔣介石的對手,欽佩並可能幫助曉莊學校的事業。蔣介石本人曾短暫地對曉莊學校的進展感興趣,但在1930年下令關閉該校,可能是因為他認為該校有社會方面激進的可能性。』

  曉莊查封之後,陶行知被通緝,流亡日本一年後,纔得以回國,隱藏在史量纔的《申報》裡度日。1932年,隨著時局的變化,針對陶行知的通緝令被取消,他纔敢浮出水面。

  其時,日本已經入侵中國,教育的主題已經不僅僅是『改造』,還包括『救亡』。

  這時期,他捨棄了所謂的『義務教育』和『普及教育』,直接喊出『大眾教育』的口號,『大眾教育是要教大眾以生活為課程,以非常時期的有計劃有組織的生活,做他們的非常時期的有計劃有組織的課程。這非常生活,便是當前的民族解放、大眾解放的生活戰斗』。

  1932年9月,陶行知在上海設立『山海工學團』——取名『山海』,是『因山海關已成為國防第一線以示不忘國恥』;『團』,則是針對『中國社會之一盤散沙的大病』。工學團是一個極為朴素的組織,『將工廠、學校、社會打成一片』,以強調『在勞力上勞心』和『手腦相長』。陶行知說:『四萬萬人若都能用腦來指揮手,手來變化腦,那麼組織起來必能產生驚人的力量了。那時應付日本,一定不難。』為了應付工學團師資力量不足的問題,陶行知又推出了『小先生制』——讓十多歲的小孩,擔當起先生的責任,從而『小孩教小孩』。『小先生制』首批培養出來的200多名小孩,都能『教哥哥姐姐、教放牛娃、教砍柴伢,為普及教育做出自己的貢獻』。

  陶行知:當時行知號知行一

  越加艱難的時局,使得陶行知不可能再有條件創辦曉莊師范那樣的基地,他唯有通過這些朴素而實用的制度,纔能維系自己的教育理念——即便到了抗戰最困難的時期,他依舊沒有忘記『教育救國』——他創辦的育纔學校即是明證。

  和抗戰最艱難時期提倡『救亡教育』相似,抗日即將勝利之時,陶行知開始提倡『民主教育』。

  1944年6月,民主運動開展之際,他向育纔師生和育纔之友宣告:『學習民主,幫助創造民主的新中國。民主的洪流、浪頭已經到來,沒有力量可以抵抗它。』抗戰一結束,陶行知更是歡呼不已,他高喊『大家都來上民主第一課』。

  陶行知是以身作則的。1944年10月13日,陶行知致信校務會議說:校務會議是民主教育之組織,希望列席者不是為會議而會議,而是為民主的學習而會議。

  在這之後,『民主』就變成了一種實踐。他加入民盟、參加『上海人民呼吁和平入京請願代表團』,都是為了表達『我們不要假裝的民主』。直至生命的最後關頭——他曾經預料李聞慘案之後的『第三顆子彈』會打在自己的身上,不料,卻因腦溢血突發而逝世。

  可能陶行知自己都沒想到,終身立志教育的他,在人生最後一百天會如此強烈地介入政治,給後世留下『民主之魂』的稱號。

  但對後人而言,他最後的實踐正是一種民主教育。

  1914年,23歲的陶行知在金陵大學的講臺上大聲宣講:『教育良,則偽領袖不期消而消,真領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數之橫暴,亦消於無形。況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

  這也許是他最後一段人生的開始。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作者:            編輯:錢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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