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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朴學大師戴震

時間:2017-05-17 10:04:00

  戴震是清代中葉最具個性的儒學大師,他在學術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樹,對他生活的時代以及後世都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如梁啟超說:『苟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蓋未可知也。』胡適也認為,『戴震的哲學,從歷史上看來,可說是宋明理學的根本革命。』戴震在批判宋明理學的基礎上,主張治學須『志存聞道』、『求之《六經》』,回歸儒學原旨,重建儒家『人學』,在中國儒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戴震,字東原,安徽休寧隆阜(今屯溪市)人。生於清雍正元年,卒於乾隆四十二年。休寧這個地方向來人文薈萃,商賈雲集。戴震的祖上沒有什麼顯赫的人物,父親是一個商人,走南闖北,很見過一些世面。

  文獻記載戴震大器晚成,10歲時纔開始說話。為他作《年譜》的戴門弟子段玉裁解釋說『蓋聰明蘊蓄者深矣。』就在這一年,他去拜師讀書,無非是《四書》、《五經》之類。他的記憶力非常出眾,能達到『過目成誦』的境界,每天能記誦數千言甚至更多些。這表明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孩子。

  戴震自幼養成了獨立思考、盤根問底的學習方法。當時學子都要讀《四書》、《五經》。《大學》是《四書》之一,宋代理學家極力表彰,朱熹並作《大學章句》,將《大學》一篇分為經、傳兩個部分,並移易舊文。從首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注雲:『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對於朱烹區分經傳,雖然有人提出過懷疑,但五百多年來,程朱理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佔據了統治地位,人們也就相信了朱熹的說法。可是戴震是不相信的。有一天塾師講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戴震問:『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塾師回答說:『此朱文公所說。』又問:『朱文公何時人?』回答說:『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時人?』『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幾何時矣?』『幾二千年矣。』『然則朱文公何以知然?』塾師無法解答,只得誇戴震說『此非常兒也。』

  的確,戴震小小年紀就敢於懷疑,不盲從,表現出與眾不同的一面,這對他後來倡導朴學、批判權威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戴震讀書,有一種『每一字必求其義』的習慣。塾師授課,講以下引文凡見於《年譜》者不再注出處,凡見《戴震集》者僅注篇名。解前人的傳注訓詁,戴震往往不明其義。他不喜歡人雲亦雲,何況前人傳注中往往謬誤百出。因此,他要探本溯源,花了三年功夫窮究近代字書及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把握了其中的精髓。在此基礎上,他『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傳、注、箋之存於今者參伍考究,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群經以為定詁,由是盡通。』這樣,為以後學術、思想更上一層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先通訓詁』成為戴震及其後學的一個很重要的治學方法。

  《十三經注疏》卷帙浩繁,達數百萬言。可17歲的戴震已能『全舉其辭』。他後來對段玉裁說:『餘於疏不能盡記,經注則無不能倍(背)誦也。』又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他曾在給段玉裁的一封信中說:『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棄舟揖,欲登高而無階梯也。為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在他看來,宋儒重義理而輕文字、音韻、訓詁,專尚空虛無用之學,是沒有在基本功上用力。他對為學先後的看法、對宋儒的批評雖然定型於晚年,但在17歲左右的讀書實踐中就已經萌芽了。

  這以後,戴震隨父親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經商,廣泛接觸到社會生活。同時,他的經學也日有進步。20歲那年,回到故鄉,此時他已經是一位飽讀詩書的青年學者了。戴家小少爺的名字慢慢地被當地的一些名流所知。同邑的程詢很喜歡這位還有些稚氣的年青人。他說:『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碩輔,誠不足言。』他看出這位博學的後生有著過人的纔華,擢高第、取顯宦,如探囊中之物。但戴震的前程果真能夠順利嗎?

  離休寧不遠的婺源縣有一位老先生姓江名永字慎修,是一位著名的學者,治經數十年,精通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以及步算、鍾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巋然大師』,戴震久聞其大名,就拜在他的門下,『取平時所學就正焉』。當時歙縣大商人汪梧鳳建不速園,廣置圖書,招攬學者,戴震與同縣人鄭牧、歙縣人汪肇龍、方矩、程瑤田、金榜等人與江永皆『誦讀講貫其中』

  在這以後,戴震學術大進,尤其是在籌算、名物、訓詁等方面的研究上,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22歲時,寫成《籌算》(後更名為《策算》)一卷;23歲撰成《六書論》三卷;24歲撰成《考工記圖注》;25歲時寫成《轉語》20章;到27歲左右,撰成《爾雅文字考》十卷。作為一位青年學者,已在學術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學日進而遇日益窮』,戴震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29歲時、他被補為休寧縣學生。

  乾隆十七年(1752年),戴震30歲,進入而立之年。這一年,休寧發生大旱,『斗米千錢』,戴震家中乏食,於是與面鋪相約,『日取面為饗餐,閉戶成《屈原賦注》』。當時戴震在學術界雖小有名氣,但畢竟還算年輕。因此他又作《屈武音義》,假名汪梧鳳。另有《勾股割圜記》』一書,利用西洋算法進行注解,假名吳思孝。這兩個人都有一定的影響。

  一場家族財產糾紛迫使戴震入京避禍。乾隆二十年,戴震狀告一個家族中強橫子弟侵佔祖墳,不料這個強橫子弟倚仗財勢打通關節,反誣戴震不法,縣令准備抓他治罪。戴震聞訊,『乃脫身挾策人都』,只帶了一些書籍和本人的著述,其他行李、衣服都沒有。他寄旅於歙縣會館,『是時紀太史陶、王太史鳴盛、錢太史大聽、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進士,以學問名一時,耳先生名,往訪之。叩其學,聽其言,觀其書,莫不擊節嘆賞,於是聲重京師,名公卿爭相交焉。』京師之行,是戴震學術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紀昀、王鳴盛、錢大昕、王昶、朱筠、秦蕙田、姚鼐、王安國、盧文(弓召)等一大批學術名流都與戴震相識。這些人對戴震的學識都很推賞,為他廣為延譽。戴震與這些堪稱海內碩儒的人交往,擴大了眼界,增長了見識,學術上也更為成熟。

  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姚鼐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這時為孝廉。他傾心於戴震之學,寫信給戴,欲奉其為師。但戴震雖然學高天下,卻不好為人師。他回信給姚鼐予以拒絕說:

  至欲以僕為師,則別有說,非徒自顧不足為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也。古之所謂友,因分師之半。僕與足下無妨交相師,而參互以求十分之見,苟有過則相規,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固大善。

  作師不如作友,這是戴震的看法。後來姚鼐不滿戴震之學,轉而大肆批評。此次戴震拒絕為師,使姚鼐免卻背師之譏,這是後話。在這封給姚鼐的信中,戴震還談到了治學方法:

  凡僕所以尋求遺經,懼聖人之緒言暗墳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聞見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尋,循根可以達抄,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

  在這裡,他提出了治學須有『十分之見』,『巨細畢究,本末兼察』,不留餘義,這樣所得的結論纔有堅實的基礎。

  在京師期間,戴震出入名儒碩彥之門,朝夕講論。他寫了《周禮太史正歲年解》二篇,又有《周髀北極(王玄)璣四游解》二篇,這些都是他的重要著作。他還寫了不少書信,在這些書信中,他反復闡述了自己的學術主張。此外,他應王安國之邀,到其家塾課其子念孫。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後來蔚為一代考據大師,與戴震的影響分不開。

  戴震在京師滯留了兩年,聲譽鵲起,名揚海內。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還,在揚州結識了惠棟。惠棟是清代漢學吳派的開創者,而戴震則是皖派宗師,二人在學術見解上有很多相似之處。戴震說:『惠君與餘相善,蓋深嫉乎鑿空以為經也』、當然皖派與吳派在治學方法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這只是清代漢學內部的分歧。章太炎、梁啟超都曾對戴、惠之間的差別有所論述。章太炎說:『惠氏溫故,故其徒敦守舊貫,多不仕進;戴氏知新,而隱有所痛於時政,則《孟子字義疏證》所為作也。』梁啟超以『譯言』為喻,說明皖、吳二派之差別:『惠派之治經也,如不通歐語之人讀歐書,機譯人為神聖,漢儒則其澤人也,故信憑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對於譯人不輕信焉,求原文之正確,然後即安。惠派所得,則斷章零句,援古正後而已;戴派每發明一義例,則通諸群書,而皆得其讀。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漢學,戴派則確為清學,而非漢學。』章、梁二人的論述非常確切。

  揚州的學術空氣非常濃厚,是當時的一個學術中心。戴震結識惠棟以後,錢穆認為他的論學宗旨發生一大變化,『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說,謂於義理制數互有得失者;今則並歸一途,所得盡在漢,所失盡在宋。義理統於故訓典制,不啻日即故訓即典制而義理矣。』戴震在揚州客居達4年之久。

  戴震雖然博學多聞,名滿海內,但科舉之途對他來說卻比登天還難了直到40歲時,纔考中舉人。以後六次入京參加會試,但每次都名落孫山。畢竟科舉考試所需要的是能夠作八股文的『人纔』,戴震重經學、講訓詁,作出來的八股文未免多了一些學究氣,因而不被考官青瞇。

  從31歲到41歲,戴震撰寫了一系列學術著作,比較重要的有《原善》上中下三篇,《尚書今文古文考》一篇,《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據段玉裁記載,戴震曾說過:『作《原善》首篇成,樂不可言,吃飯亦別有甘味。』又說:『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數十篇,《春秋》全經之大義舉矣。』又說:『《尚書今文古文考》,此篇極認真。』可見戴震對自己這些作品的重視。

  戴震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孟子字義疏證》。此書撰成於乾隆三十一年,戴震44歲之時。關於他的寫作動機,段玉裁是這樣說的:

  蓋先生《原善》三篇、《論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纔、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揉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所謂理者,必求諸人情之無憾,而後即安,不得謂性為理。

  可知戴震此作,是要從根本上抽去宋德性理之學的哲學基礎。如果說戴震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一方面是為了打倒理學權威而作的基礎工作,另一方面是為了建構新的哲學體系而進行的必要准備,那麼《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就標志著戴震哲學體系的形成。

  戴震精通輿地之學。在京師期間,他應直隸總督方觀承的聘請,纂修《直隸河渠書》111卷。此書尚未修成,方觀承就去世了,接任者對戴震不能禮敬,他於是辭去此事。後來又游山西,修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及《汾陽縣志》,『其書之詳核,自古地志所未有』。

  由於屢試不第,戴震只好南下,主講浙江金華書院,這一年他已50歲了。他從37歲參加鄉試,40歲時纔考中舉人。以後十年之間,他汲汲科舉,希望能在科場上獲得成功。但每次都失望而歸。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的命運纔稍稍有些轉機。

  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歷(乾隆帝)打著『稽古右文』的旗號,命各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第二年,又命儒臣從《永樂大典》等書中鉤輯佚書,並開四庫館,准務修纂《四庫全書》。四庫館網羅了一大批著名學者。戴震當時已名重海內,連乾隆帝也風聞過他的大名。這時,紀購、裘修等人在乾隆面前力薦,於是特召戴震入京,充四庫館纂修官。

  戴震進入四庫館後,參加了校訂群書的工作。當時由於大量書籍已經散佚,而明代所修《永樂大典》保存了大量的珍貴文獻,由此《四庫全書》中很大一部分書籍都需從《永樂大典》中輯佚。』戴震於乾隆三十九年中成《水經注》的校勘工作。他分別經、注,並歸納出三種原則,訂正經、注之互偽。《永樂大典》本《水經注》較勝各本,又有部道元《自序》,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補其缺漏者2128個字,刪其妄增者1448個字,正其進改得3715個字。此校本頗獲乾隆帝的嘉賞,當戴震把它進獻給他後,他龍顏大悅,這位愛附庸風雅的皇帝親撰御詩褒揚說:

  悉心編纂誠堪獎,觸目研摩亦可親。

  設以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繼功人。

  戴震除校勘《水經注》外,還校勘了《九章算術》等古代數學著作。他在四庫館中所校之書還很多。據段玉裁《年譜》,從乾隆三十八年戴震入四庫館,到乾隆四十二年戴震去世,這5年時間裡,他還校勘了《海島算經》、《儀禮識誤》、《周闢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儀禮釋宮》、《五曹算經》、《儀禮集釋》、《項氏家說》、《蒙需中庸講義》、《大戴禮》、《方言》等官書,並撰寫《提要》。戴展所校官書大體上都是天文、算法、地理、水經、小學、方言、禮制諸書。他的校勘態度非常認真,悉心考訂,正偽、補脫、刪衍,力求其實,堪稱乾嘉學風的榜樣。

  即使進入了四庫館,戴震仍然沒有放棄作為一個讀書人的理想目的——考取進士。乾隆四十年,他已經53歲了,這年秋閉,他去會試,但命運仿佛偏要捉弄這位名重一時的著名學者,他又一次落第。這一回,乾隆皇帝格外開恩,准許他與本年貢士一起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兩年以後,戴震在北京去世,一終年55歲。

  戴震一生著作繁富,涉及學科非常廣泛,包括數學(《策算》)、古文字學(《六書論》、《爾雅文字考》)、古語音學(《轉請》)、語言學(《聲的考入《聲類表孔《方言疏證時、考證(《考工記圖人《屈原賦注入《詩補傳》)、天算(《勾股割囗記》)、天文學(《原象》、《迎日推策記》、《續天文略》)、地理學(《校正水經注》、《直隸河渠書》、《汾州府志》、《汾陽縣志》)、經學(《經考》、《尚書義考》)及哲學(《法象論》、《原善》、《緒言》、《孟子私淑錄》、《孟子字義疏證》)。從他治學的深度和廣度來說,不愧為乾、嘉學者之第一人。

來源:鳳凰網  作者:楊世文            編輯:錢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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